厉以宁提出股份制的初衷是什么

厉以宁最初提出股份制时并没有过分强调企业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知青回城就业难题。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了厉以宁提出股份制的初衷是什么，欢迎参阅。

厉以宁提出股份制的初衷是什么

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有几位学者以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在江湖上扬名立万，比如以倡导市场化改革闻名的吴敬琏被称为“吴市场”、以呼吁股份制改革为已任的厉以宁被称为“厉股份”、以推动破产法而著名的曹思源被称为“曹破产”……

不过，厉以宁最初提出股份制时并没有过分强调企业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知青回城就业难题。

这是因为，在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改革之时，中国的城市却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的考验。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同城和就业问题。

历时10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无数知识青年从城市进入农村，而当初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就业压力很大。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功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目的是解决就业问题。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就业问题，但是在“_”的10年中，当成_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港。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

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曾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不顾生产力水平低、层次多的特点，人为地搞所有制形式的升级过渡，轻视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使所有制的经济形式越来越向单一发展。这给我国经济建设、劳动就业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因难。特别足在“_”以后，这种困难和问题首先以劳动就业为薄弱环节表现出来。因为“_”期间国民经济停滯不前，国有工商企业又四体制问题和政治原因，长期人浮于事，冗员充塞，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员就业。

到1979年，回城知识青年大约1700万，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到2000多万，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1/10。成千上万的返城知识青年要求政府分配就业，而政府和企业又无法满足这么多待业人员的要求。矛盾非常突出，甚至出现了包围火车站、包围各地省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休事件。

因此，1980年四五月份，为了解决知青回城的就业问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了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个会上北京大学学者厉以宁提出股份制设想，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火就业问题。但是，厉以宁的这个提议当时并没有得到中火政府应有的响应。

三个月后，在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的，由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主持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厉以宁再一次提出用股分制办法解决就业的社会难题，得到了与会的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仍、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附议。

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对西方经济学不然，对资源配置的理论也不熟。实际上，许多人仅仅把股份制作为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而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微观经济的基础。但这是众多学者第一次公开呼唤中国建立股份制。

1984年4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市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提出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要进一步放开、搞活的办法是“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

这期间，我国的农村企业和城市的小企业有了股份制的雏形，其特征是从浅层次的集资入股型到深层次的合股经营、股份合作型发展。例如，1982 年6月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与广东深圳市地方企业实行横向经济联合，公司全权负责筹资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赤港2.2平方公里地域，建设并经营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深水海港。

股份制是完全自发的市场行为

可以这么说，20世纪80年代股份制改革在中国的兴起，绝不仅仅是完全自发的市场行为，而是有着当时政府主动的引导和鼓励在其中……近年来有关证券市场的历史研究中，许多年轻学者都把股份制描述成市场发展中自生的行为，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突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人避讳的历史研;究空缺所造成的。

股份制是自觉的制度设计吗?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进行中国30年改革历史研究的学者。近年来有关证券市场的历史研究中，许多年轻学者都把股份制描述成市场发展中自生的行为，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突破。但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却不尽然，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人避讳的历史研究空缺所造成的。

1984年10月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的政治共识，并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股份制也山此开始进入了正式试点阶段。

1985年1月15日至3月8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听取国家计委(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七五”计划的总体设想以及“七五”能源工业计划、运输邮电计划、原材料工业计划、人民生活、轻工市场计划、基本建设计划、财政计划、信贷计划的初步设想时，对于“国营企业管理体制”问题着重强调：“世界银行调查报告中，提出国营工厂实行社会主义股份制。中国国营企业应该实行多种国家机构所有制，国家机构组成董事会，这样可以打破条条块块。我觉得，社会主义机构股份所有制加董事会也是个办法。私人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国家可以收买股份，插进去。”

1985年4月29日至5月2日，国务院总理在听取“七五”计划纲要起草小组汇报时，就“股份经济问题”表示：“我对搞股份企业是有兴趣的。企业扩大自主权以后，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可以实行股份所有倒形式，这可能成为公有制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形式把财产所有者代表具体化了。现在的财产代表太抽象，分解为几股有好处，所有者、经营者，工人三者之间可以相互制约。”

1986年8月2日至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对于“明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会议明确要求“积极试行股份制。横向联合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明年可普遍推行股份制。今后联合投资的新建企业，尽可能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各省、市和自治区，都可选择若干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1986年11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讨论《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草稿)》。会议认为，企业改革总的思路是：“搞活大中型国营企业，除已有的改革措施外，关键是要在把企业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分开上做文章。……将来企业的资产可能由国家资产、企业自有资产和股份持有者资产组成。企业纳税后的利润，由国家、企业和其他股份持有者按各自占有的资产多少来分配，以鼓励、调动企业扩大积累的积极性。这篇文章做好了，不仅会使国营企业的状况有一个根本的改观，还会涌现出一批企业家和企业家集团。放开经营权，加上股份制，国营企业的活力将会大大增加。上述设想需要深入研究和进行试点，积极摸索经验。”

据此，1986年12月58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其中第二条是：“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企业之间互相技资，或联合投资新建企业，一般宜采取股份制形式。”第八条是：“鼓励发展企业集团……有条件的企业集团可实行股份制。”

在中央决策者的鼓励下，1984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进行了股份制试点。广州、上海等地的少数企业进行了本厂职工发行内部股票的试点。1984年7月，北

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同年11月，上海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人民币的股票1万股。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的股票10万股。上海爱使电子设备公司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的股票6000股。这些股份制试点企业诞生并发行股票，引起了众多投资者的兴趣，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阶段股份制试点中有数千家企业在集资发行股票，其特点是小企业多，集体企业多，乡镇企业多，自发进行的多，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多，多半是小量、分散、债权式的股

“横向联合”启动国企股份制改革

农村改革后的乡镇企业兴起、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再加上国有企业加入其他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并以资本纽带建立起新型的产权关系，使得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基础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大好局面。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休制条块分割的束缚，大中型国有企业开始采用“横向联合”的改革办法，开辟了向股份制改革发展的另一条途径，成为萌发股份制的因素之一。

1980年4月22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长期计划座谈会上讲话中就提到：“要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把各种资金引到国家建设需要的方向上来，弥补国家建设资金的不足，解决以小挤大、重复建设的问题。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在经济上搞联合，走联合之路。现在实行两级财政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后，地方和企业的钱会逐年增多。但无论如何再不能把地方和企业的钱收上来，这条路不能走。只能采取经济的办法，自愿协商，实行互利，搞合营或联合，把资金引导到国家急需的、重要的建设上来。比如轻工，与其各个地方自己搞，不如集中在条件好的地方搞，可以成立股份公司，分利润，分产品。国家要制定有关的政策，要立法，所有制不能随便变。这样，矛盾会缓和些”

据笔者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丁宁宁采访，当时地处湖北襄樊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采取了和一机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以外的军工企业和地方企业“横向联合”的办法，终于使汽车产量达到设计目标，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1983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指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带队到二汽调研，总结二汽“横向联合”的改革经验。在起草和修改调研报告时，一些同志提出，为了进一步推动改革，可以把“横向联合”中的投资和固定资产折成股份，组成紧密型的股份公司，“横向联合”就更巩固了。针对当时“股份制就是私有制”的疑虑，中心同志引证马克思“股份制是对私有制消极的扬弃”的原文进行辩驳。马洪在关于二汽调研结果给国务院总理的信上，写下了一段关于股份制可能更有利于巩固“横向联合”的观点。国务院总理看了非常高兴，在批示中写下了“这个办法好……荣誉共享，利益均沾”等一段话，并打电话给马洪，提出有了股票，就有了流通问题，在理论上还有一些障碍。马洪要中心的同志继续从马克思原著中寻找排除障碍的理论根据。于是就有了《股份制与资本市场问题》这篇稿子，并在不久后将稿子中的一部分交给《世界经济导报》于1985年2月4日发表，定题目为《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